上周五，《》的一篇报道成功引起网友的恐慌——
《不孕不育成难题代孕是否可放开》
这篇报道指出，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，50%的女方在40岁以上。问题是，到45岁以后，将近90%的人没有生育能力。
为了解决4000万不孕不育家庭的难题，报道建议“适当放开代孕准入，但要防止商业代孕。”
本天使看法是：在当下中国，我反对代孕合法化。因为我国还没有开放代孕的土壤。
要理清这其中的来龙去脉，只需要弄懂几个点。
尽管新闻报道声称是为了解决不孕不育家庭的问题，但本质目的其实是增加人口。
开放代孕的结果是什么，无非就是新生儿童增多。之所以呼吁代孕合法化，就是因为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太低—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生孩子了。
2016年10月的数据显示，2016年中国生育率只有1.047，全球最低，没有之一。
即使是开放二胎也没能让生育率增长多少，而生育率低的后果就是老龄化严重，也就是说，老人越来越多，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为了新增年轻劳动力，鼓励生育就成了必要举措。
不仅仅是《》，在今年春晚小品《真情永驻》中，主持人就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夫妻做一个试管婴儿，丈夫说：“不是争取，而是必须！”
鼓励生育没有错，手段也很多，直接开放代孕，是最下策。正如网友所说，从前不让生，现在让多生，以后变着法子强迫你生，“之前违法的事，现在竟然为了增加人口提倡了”。
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，代孕过程中，即便精子和卵子都属于委托夫妻，孩子由另一个女性身体生产，也可能让某些人产生亲子关系错乱的感觉。在怀胎和分娩过程中，代孕者可能对胎儿产生母子情结，在孩子出生后不愿放弃，造成归属权的争夺。
王丽娜说，目前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能允许的就是志愿代孕，代孕母亲基本上属于无偿的行为。王丽娜呼吁，如今肿瘤发病率这么高，有的病人可能在30岁甚至更早把子宫切了，这么年轻就永远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，确实令人惋惜。她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，但要防止商业代孕。
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说，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，而应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。对于失独家庭来说，夫妻双方处在精子、卵子尚可用的情况下，却已没有生殖能力了。代孕能解决失独家庭的生育问题。
对于代孕，耿琳琳感触特别深。汶川大地震中，很多家庭都失去了孩子，他们特别想再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但由于年龄因素，没办法再生育了。她呼吁，加强伦理监督和技术监管，适当放开代孕。
北京大学医学部伦理学副教授尹秀云认为，代孕技术的应用有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法律上的，一个道德上的。即便法律不允许，也不能把代孕悬置起来，完全不考虑。
王一方说，代孕要有“刹车”，不能任意行驶。要把代孕技术放在一个特定的笼子里关着，但这个笼子不能太松，“牛栏关猫”是不行的。
各大教授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那么关于“代孕“你又怎么看？